《给阿嬷的情书》是国产电影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越来越成为共识。这个“有情有义”的故事，已为大量的文字条分缕析。我在被感动的同时，觉得还要为电影击掌叫好的是，它开掘了侨批这一民间原生态的“草根文献”宝库，使观众切身认识了侨批。
虽然“侨批档案”早在2013年便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但具体什么是侨批，想来多数人还只是停留在名词层面，最多知道那是“信款合一”的跨国家书。不要说侨批使用区域之外的人们不了解，就是《给阿嬷的情书》中，阿嬷的儿孙辈对侨批也已相当漠然。阿嬷的孙子因为被追债而问计叔叔，两人才想到阁楼上阿嬷收藏的侨批，目的却是根据上面的地址去找“富豪阿公”要钱。孙子走了一趟泰国才发现，祖辈的侨批原来隐藏着一个三人之间长达40年的情感故事。这个发现完全是歪打正着，属于“坏事变成好事”。
侨批是华侨移民史、创业史的历史见证。见存的十几万封侨批档案，不啻中国国际移民的集体记忆文献。《给阿嬷的情书》将之具像化，“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通过遴选的侨批史料，塑造出郑木生、叶淑柔、谢南枝三个主要人物，让观众具体感受到了侨批中的家国情怀。换言之，电影使侨批活了起来，生动起来，它不再是泛黄的信笺、沉默的文字。当然，表面看去，侨批里的文字多为对父母的问候、对子女的关爱，似乎只是家长里短，像银信局先生狄功对木生转述的回批：“你老婆说前两天烤番薯，一家人吃得可开心了，你大儿子还放了几个屁。”但侨批既然被誉为“侨史敦煌”，其文化价值的一面就非空穴来风，只是需要深入进去，打捞、钩沉。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史折射出的往往是社会史。《给阿嬷的情书》所折射的，首先是潮汕乡亲的海外生活史。广东是中国最大的侨乡，拥有深厚悠久的海外移民历史和庞大的海外华侨群体。当年人们漂洋过海，生活压力显然是主因，郑木生还有逃避“抓壮丁”的一层。在海外漂泊的他们是怎样生存的？木生是一个缩影。他蹬三轮、跑货船，省吃俭用，把攒下来的一分一毫都寄回家乡。寄回的方式，就是通过侨批。电影中有多次读信的情节，文绉绉的表述有时令人忍俊不禁，暹罗那边的，其实出自代笔先生。木生第一次去裕丰银信局寄批，人家问写些什么，他说“寄两百块钱回去，跟她说，别担心，我在暹罗很好”，完全是大白话。又有一次，他说“现在天气冷了，叫她要穿暖和，暹罗这边热死了，叫她寄相片过来”；见诸侨批的是：“暹罗日猛，通身热热，速寄相片来，以解相思之苦。”加上来银信局寄批的人每天都排成长队，折射出早年的海外漂泊者大多目不识丁，所以木生偷偷请先生教住处的孩子们学文化，这又折射出中文教育当时受到当局的歧视和打压。
《给阿嬷的情书》是侨批活化的重要成果，可喜可贺。开掘这一文献宝库，以家族史来再现社会史也是一个思路。意大利有部电影叫《灿烂人生》，讲的是一个普通意大利家庭的两兄弟的人生、亲情与爱情，同时串连了20世纪该国的一系列重大事件：60年代佛罗伦萨大水灾、70年代都灵蓝领工潮、80年代米兰学生运动及红色旅恐怖袭击等。家与国，从而更为有机地融为了一体。
文/田东江（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