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导演茹斯汀·特里耶执导的《坠落的审判》在斩获金棕榈奖并提名奥斯卡与金球奖后，是2023年最具讨论价值的电影之一。影片以一桩丈夫坠楼死亡的疑案开篇，在“自杀或他杀”的司法剖析中，逐步拆解一段亲密关系的真相。审判的对象不仅是妻子桑德拉，更是潜藏在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与性别脚本。特里耶以清醒的女性视角，重构了关于女性处境中真实、事实与真相的三重辩证。
家庭女性形象的改变
传统家庭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往往被拘囿于长发、曲线与性感服饰等视觉符号之下，成为被凝视的客体——不论是温婉的主妇还是热情的妻子。而《坠落的审判》中，桑德拉以其短发、干练与不讨喜的固执，打破了这一刻板印象。她不掩饰道德瑕疵，不回避欲望表达，其双性恋身份更暗示女性情欲的多元可能。
导演特里耶以女性艺术家身份书写女性作家，形成文本内外的镜像互文，也因此更贴近女性经验的真实肌理。影片高潮的庭审戏中，桑德拉的镇定自若反而成为她被质疑的“罪证”——为何她不崩溃？为何她不表现悲伤？对方律师的诘问，暴露出社会对女性情感脚本的顽固预设：丧夫者必须歇斯底里。而她的作家成就，则被扭曲为对家庭的背叛。这一切指控，都指向同一个潜台词：女性若偏离传统角色，即是越界。
这种偏见并非孤例。早在19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中，“家务劳动”概念的提出已揭示家庭内部的权力经济学。女性开始质疑所谓“爱的共同体”背后隐藏的男性统治与经济压迫。特里耶敏锐捕捉到当代家庭中性别分工的松动，借由夫妻争吵与法庭对峙，将责任配置与工作家庭平衡问题推向台前。
性别身份转换下的困境共通
影片借儿子之眼，揭示丈夫塞缪尔所承受的、通常被归类为“女性困境”的挣扎：是否应为家庭牺牲自我？事业与亲密关系是否必然冲突？在父权制下，承担家务劳动的女性常因“爱”之名被道德绑架，其付出被简化为“理解”与“慰劳”，其困境则因“第二性”身份而被淡化。
通过性别身份的转换，特里耶让长期被默认为“女性专属”的困境获得去性别化的审视。桑德拉的事业成就在男性身上或许值得嘉许，于她却被视为冷漠自私的证明，甚至其创作也被指控为对丈夫才华的窃取。此类困境的性别化解读，在伍尔夫《奥兰多》中已有深刻表现——唯有在转变为女性后，奥兰多才首次感知到男权社会的凝视与恶意。
特里耶并非意在制造性别对立，而是通过身份对位促使观众共情不同处境中的个体。塞缪尔同样受困于父权规训：他因未能达成“标准男性”的社会期待而陷入焦虑，并将自我价值的失落归咎于妻子。这种权力结构的异化作用，最终导向亲密关系的悲剧结局。
女性视角作为批判与重建的力量
特里耶的创作，是对父权结构的系统性诘问：当传统性别脚本失效，个体应如何重构自我与关系？在主要由女性组成的创作团队支撑下，影片实现了埃莱娜·西苏所倡导的“阴性书写”——一种立足女性经验、挣脱男性叙事传统的表达。
正如编剧阿拉里所言，特里耶善于“打破陈词滥调，尤其是传统男子气概与男性叙事”。她将身份转换作为方法，而非目的，引导观众在审判情境中不断反思自身偏见。庭审戏里，观众被迫在多重叙述间摇摆，成为不断被推翻的“审判者”，从而亲历认知的局限。
戴锦华曾指出，电影产业在结构与文化层面皆为“父权产业”。而女性的介入正悄然松动这一结构。特里耶以悬疑类型承载性别批判，证明女性创作不必局限于抒情或私语，亦可介入社会议题与公共讨论。《坠落的审判》提醒我们：在传统伦理秩序下，家庭成员所让渡的自由与选择权或许远超想象，而任何关系若忽视个体的自由意志，终将失去平衡。
如黄蜀芹所言，“女性电影像是习惯了坐南朝北的建筑开了扇东西向的窗”。《坠落的审判》正是这样一扇窗，它让我们看见，在追求性别平等的漫漫长路上，电影不仅提出问题，亦能成为改变的开始。
（邓文凤 深圳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