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投身全国性青年诗歌运动，与海子、骆一禾被誉为“北大三剑客”时，西川可以被贴上“诗人”标签。但如果在2025年依然只称西川为“诗人”，恐怕不足以概括62岁的他。
四十年间，西川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写诗之余还做学术研究、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也关注文学史、思想史、社会发展史。与对待诗歌的态度相似，西川与时代的沟通方式也一直在变。从2017年《十三邀》第二季与许知远的那场对谈开始，西川频繁参加文化节目，逐渐习惯面对镜头分享文学和人生。最近几年，他更是接连参加了三档江苏卫视制作的文化节目：《我在岛屿读书》《启航！大运河》，以及正在播出的《中华书院》。
近日，西川跟着《中华书院》节目组来到广州，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还有写诗的冲动吗？现在谁会对西川感兴趣？听到有人说“西川也老了”的时候有何感想？对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期待吗……面对这些问题，西川从容以对。
【A】古今对话：来广州之前，重温康有为梁启超著作
西川在《中华书院》中的表现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跨界思考能力，兼具思想深度与人文温度，成为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比如，在探访白鹿洞书院时，西川提出“用苏东坡的眼睛看庐山，用周敦颐的眼睛看一草一木”，指出现代人和古人并不遥远，将书院景观转化为诗意栖居的精神场域。针对高考志愿填报等现实议题，西川则反对功利化追求，强调学问的本质在于思想自由与精神超越。
羊城晚报：您这几年频繁参加文化节目的原因是什么？
西川：我喜欢做跨界的事，因为进入不同领域时，会受到不同启发。2017年，我参加许知远的《十三邀》之后，就有朋友不断找我参加文化类节目，于是跨入这个领域，参加了纪录片《是面包，是空气，是奇迹啊》《跟着唐诗去旅行》。再之后，江苏卫视找我接连参加了三档文化类节目。我不只是在文学圈、诗歌圈走动，除了做文化节目，也做翻译、古代绘画研究等工作。
羊城晚报：这次探访了许多书院，是否让您对古代文人及其创作环境有了新发现？
西川：这次我录制《中华书院》要讲王夫之与湘西草堂，之前要重温相关资料、著作，录制过程中也会听杨立华教授讲王夫之，重新认识了他。节目到广州录制时要去万木草堂，我便重温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我在1985年12月读过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当时还是年轻人，四十年后重温，是奇妙的阅读经验。我也一直对古代文人、艺术家、思想者的工作环境感兴趣，写过一本书叫《唐诗的读法》，讨论唐诗生产，解读诗人的思想谱系，关注他们所处的社会、生活、思想环境。
羊城晚报：肯定会温故而知新？
西川：是的。我以前会孤立地看康有为、梁启超，但这次重温，加上实地感受，让我把他们的创作和广东的历史、地理、思想条件联系到了一起，探究近代以来，广东在很多事情上的开端意义。要知道，我不仅是诗人，还会关注历史、思想问题。
羊城晚报：在您眼中，广东的独特性在哪里？
西川：开放和包容。自古以来，广东的很多地方是通商口岸，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窗口。比如，十三行对广东文化产生了潜在影响。广东人与外国人做生意的过程中，审美、语言、生活方式逐渐受到影响，世界观也被自己做的生意塑造——面向世界。
羊城晚报：您这次走访了广州的一些书院，对广东文化有哪些观察？
西川：广东的很多书院是家族祠堂的一部分。祠堂与家族有关，家族也分层，子弟读书之后闯天下，往北考科举，往南做生意。我也一直关注广东当代文化发展，文学、诗歌、小说、当代艺术等。广东文化可能也有“文艺复兴”，但目光可能不完全瞄着北京，还可能瞄着东南亚，所以会更加杂糅，更加开放。
羊城晚报：经常有文化节目主张嘉宾、观众通过节目和古人实现古今对话，您觉得行得通吗？
西川：能不能通过节目实现，我不知道。但我个人坚持古今对话，会和古人聊天。我前段时间在王夫之墓前，对他说“我最近引用了你说的话，有的观点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我不会捧着古人，而是把他们当成跟我同时代的人交流。
羊城晚报：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您如何在普及大众与深度阐释之间寻找平衡？
西川：我和其他嘉宾只负责提供素材，不会给自己设限，针对专业性问题可能会聊得很深入。真正要寻找平衡的是节目组，他们想让节目达到何种普及程度，节目便会如何呈现。
【B】诗歌未来：正在发生的梗，的确具备诗歌思维
从20世纪80年代强调“知识分子写作”，唤起诗歌的独立精神、批判意识、理想主义、秩序原则，到21世纪提出“大诗”理想，试图创作能与历史、文化对话的综合性文本，甚至尝试将戏剧、寓言、新闻报道等元素融入诗歌，西川的探索不仅推动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多元发展，也重新定义了诗人作为文化观察者与思想者的角色。
羊城晚报：现在流行的凡尔赛文学、发疯文学、废话文学等聚焦于玩梗，很多时候组合起来像一首现代诗。您如何看待该现象？
西川：我不完全了解正在发生的梗，但一些相声段子、玩笑、废话的确具备诗歌思维，出现诗歌修辞中的错位感。诗歌是一门语言艺术，饱含创造力，要使语言的可能性充分张开，如果不能，便是一套励志鸡汤，不是真正的诗歌艺术。
羊城晚报：您觉得AI辅助创作广泛介入文学创作后，诗歌还有哪些可能性？
西川：AI是个时髦的话题。有人纠结于AI写不出人类写的诗、没有灵魂、没有真实经验等“小儿科”问题，而我关心AI会如何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我们至少要搞清楚AI的基本工作原理、思维模式，接着思考其主体、意识等哲学问题。有人说，AI造出来的艺术品没有温度，那他们得问自己，如果未来的艺术品有一类就是没有温度的，你害不害怕？
羊城晚报：诗人身份应该也会因此发生改变？
西川：历史上，诗人身份已多次发生变化。最开始，东西方对于诗人身份的理解就不是一回事，中国六朝以前，诗人指的是《诗经》的作者；在西方文化中，古希腊对于诗人的定义是制作者。再后来，写诗的人自称为诗人。至于未来“诗人”会怎么变，我也不知道。
羊城晚报：您现在还有写诗的冲动吗？
西川：我还在写，并一直在探索诗歌新的可能性，对诗的理解、写作方式肯定跟二三十岁时不同。一些人觉着我现在写的不是诗歌，那是因为我们对于诗人、诗歌的理解与定义不同。我称自己近年的创作为“诗文”，这就是诗歌的“未来”，那些老派诗歌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了。
羊城晚报：所以，不断探索才能推动诗歌发展。
西川：可能。当然，也有人说有的东西永恒不变。这种事情，无关真理与否，亦无关对错，与审美趣味有关。关于诗歌创造力的讨论，你爱探索，我觉得可以；你到现在依然坚持写同光体式的诗歌，我也没意见。只不过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C】年过六旬：全世界最好的诗人，对我都感兴趣
西川曾是一个诗歌时代的引领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他与海子、骆一禾共同推动诗歌的学院派探索，注重文化传承与思想深度。在“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上，“西川体”被骆一禾评价为“独创的新起点”。1987年，西川在《诗刊》“青春诗会”上提出“知识分子写作”理念，反对当时流行的口语化、政治化写作。1988年，他与陈东东等创办诗刊《倾向》，倡导严肃的诗歌写作……这段黄金时代在20世纪90年代开启后结束。
羊城晚报：您觉得，现在谁会对西川感兴趣？
西川：全世界最好的诗人都对我感兴趣，全世界的差诗人都对我没兴趣。我就是一个试金石。你认得出我，说明你有智力，能深入当下的文化创作。你如果用同光体的标准看我，一定看不懂。
羊城晚报：当您听到网友说“西川也老了”的时候，有何感想？
西川：我已经60多岁了，确实老了。中国诗人众多，到了这个年纪，一生的成就基本已定型。虽然成就高低是自然的事，但我对衰老本身并没有特别焦虑——这是人人都要经历的过程。不过，有人认为诗歌是年轻人的事业，但奈保尔说过“文学不相信神童，作家要到60岁后才敢说自己成熟”。艾略特也说过“25岁之前人人都是诗人，但我们不必严肃对待。诗人过了25岁，如果继续写诗的话，必须具有历史感”。即便到了45岁、65岁，若缺乏历史感，其作品依然不值得被严肃对待。所以，创作成就与年龄有关，但更取决于诸多要素。
羊城晚报：现在很多人怀念20世纪80年代一代诗人在文坛活跃的盛况，你怎么看？
西川：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追求的事。如果现在这帮年轻人还要完全重复我们的老路，没有太大意义。不过，我以年过六旬的眼光看世界，虽然鼓励年轻人提前拥抱未来，但也始终相信人生经验的价值——那些必须亲身经历、亲眼见证、亲自体会的宝贵积累，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失去意义，它们依然是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基石。
羊城晚报：您对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期待吗？
西川：对我来说，这不成为一个问题。每年得奖呼声高的作家有很多，没拿奖也不妨碍他们蜚声文坛。拉斯洛·卡撒兹纳霍凯是《撒旦探戈》的作者，这部小说被贝拉·塔尔改编成电影《都灵之马》。尽管他在国际文坛备受推崇，获诺奖呼声很高，但至今仍未获奖。我特别欣赏安妮·卡森，她被公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但同样没有获得诺奖。我翻译过米沃什、博尔赫斯、加里·斯奈德、奥拉夫·H·豪格等世界级作家的作品，目前只有米沃什获奖了。
文 | 记者 龚卫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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