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广东爱美影视有限公司领衔出品的改编自马伯庸原著的影版《长安的荔枝》近日上映，在炎炎夏日里为观众带来一股混合着甘甜与酸涩的奇特感受。
这甘甜是因为在来自岭南新鲜荔枝的一抹红里巧妙嵌入了大唐盛世的荣耀光景，而酸涩则裹挟着当下职场牛马的搏命挣扎和历史盛衰转换的苍茫喟叹。
鲜艳而可口的岭南荔枝，却在大唐盛世掀起腥风血雨，卷起红尘众生的命运轨迹，与千年后的当下现实隔空呼应。《长安的荔枝》固然有着借古讽今的强烈意图，坊间称道最多的是影片中传达出的职场牛马论调，诸如主人公李善德24岁举明算科入长安司农寺上林署做公务员，拿着微薄俸禄各种加班、辛苦养家、贷款买房，被上司、同事集体忽悠当荔枝使去完成一件几无可能完成的任务，等到费尽艰辛找到荔枝转运之法时却又被冤入狱，只因不明了“和光同尘、好处均沾”的官场潜规则，最后藉由高层权力斗争侥幸完成使命。
这一系列对于唐朝打工人、古代公务员的种种书写无不充满了真实可感、细腻入微的人间烟火气，尤其当李善德终于首付100贯、贷款200贯在京城置了业也当了房奴，对着镜头发出那句“十八年了，终于在长安有家了”的感慨时，不难让人由衷动容、笑中带泪。
除此之外，官场同僚工作偷懒时真的摸鱼、长安各主管部门推责时真的踢球、李善德给苏谅的价格“九百九十六贯”等等，类似这样具有明显现实影射性的桥段与场景，多少让人忍俊不禁，也让历史叙事由此变得更加鲜活和诙谐起来。
不过，能够引起笑料、酸楚等共鸣感受的有关职场牛马的互文还只是这部电影的表层叙事。由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寥寥两句古诗，在《长安的荔枝》中所引发的深层历史想象，更多是关于一个朝代处于历史转折期的复杂权力运作机制以及对于民生维艰的深情关注。
影片通过司农寺上林署监事一介小吏李善德的离奇经历，寻找到了解读历史的另一种微观视角，这不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与英雄豪杰的传奇，而是无数被忽略、被践踏却是社会基石构成的普通人的遭遇，只是由于因缘际会和权力加持，完成了本不可想象的人生壮举，在一片富丽堂皇的景象下，揭露出尔虞我诈、腐朽衰败的政治生态。
在行将末路、山河分裂之时，此时的当权者如右相杨国忠之流却出于“族亲和睦，足慰圣心”的冠冕理由，正不断操弄着争权夺利的勾当，其与内侍鱼朝恩的明争暗斗正是彼时外戚与内臣两大政治派系矛盾的凸显，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伏笔，提供了大唐开元至天宝年间由盛而衰的“内部凝视”阐释维度；而权力运转机制中与威权并行的另一面是推诿与冷漠，礼部、户部、太府寺等中央诸部门互相踢皮球，隐藏着部门内耗、尸禄其位、阉割人才之患；不同于高层权力的另一派势力代表是岭南经略使何履光及其爪牙赵欣宁等人，乖戾残暴、贪功自大、阴险狡猾、前倨后恭，基层权力拥有者的丑陋嘴脸在他们身上一览无余。
为了达到喜感制造和讨好观众的明确目的，这林林总总的权力运作承载者虽不乏扁平型人格的嫌疑，但也算得上一种夸张的现实显现。镜头不断聚焦下的沿途的饿殍难民、次第逃离的驿站附户、疲于奔波的骑手、峒人部落的荔枝种植者等，渐次暴露出深入骨髓、无可救药的时代之痛，至于转运之初岭南大片荔枝园被毁、转运途中无数马匹人员累倒的画面，更是把因转运荔枝造成劳民伤财、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境况展露无遗。
在《长安的荔枝》基于宏大历史架构的想象褶皱之中，应该说更让人弥足珍贵的是影片中展现出的有关小人物群体的意志、智慧与觉醒。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当然首先是主人公李善德。李善德原本是那种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单位经常“九九六”也毫无怨言的老实人，最大的梦想是早日买房拿到长安户口，和身边大多数甘于平淡的职场打工人并无二致。命运的转折始于上面的一道命令或者阴谋——荔枝“煎”变成了荔枝“鲜”，在这显而易见的致命使命面前，李善德在短暂的颓废后显示出强大的生存意志与斗争精神，正是这种搏命一击的绝境求生状态成就了这部影片最为动人也是人物最为高光的时刻。这非常契合无数中外经典影片塑造英雄人物时的常用法则，即在生与死、成与败之间不断试错、永不放弃进而做出最后的正确抉择，《正午》《七武士》《辛德勒的名单》《功夫》等无不如此。
此外，从荔枝转运过程中展现出的曲折艰辛来看，李善德的这种意志，恍惚让人想到德国电影导演赫尔佐格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著名影片《陆上行舟》的部分情节，只不过李善德不像这部影片中的菲茨杰拉德那样出于野心和谋利的动机，他开始的处境是完全被动的。在其后的叙事中，李善德展示了一个精于明算的官场小人物的惊人智慧——通过格眼簿子反复演算骑队脚力、路线设定、保鲜方式等，大胆假设，小心试验，逐一排除，最终得到了荔枝从岭南成功转运到长安的最佳方案，这其中虽有右相杨国忠的令牌带来的权力赋能，可以肆意打破规则而无往不利，但如若没有李善德的意志与智慧，是无法完成这一历史旷举的。
在这叙事过程中，不乏算计、权谋、交易，也有真情、忠诚与信义，让影片显得既时有喜感，也没有完全漂浮于戏谑，而终归于历史的沉重。这为影片最后的高潮也即人物的觉醒与反击（虽然仅仅体现为发自灵魂的质问）进行了充分的铺垫，当他经过重重惊险（还要逃避鱼朝恩安排的埋伏和截杀）一骑驶入京城，须发皆白，眼神猩红，快速驶过华灯初上的长安街头以及瞥了一眼城门前等待的妻女而无暇停顿，见到杨国忠呈上鲜荔枝、圆满完成任务时，此时的李善德本可以继续担任荔枝使，功成名就、升官发财，却连武侠小说中及真实历史上诸多侠客、名士的功成身退、隐入江湖也不要了，在贵妃诞辰、满朝庆典的庄重时刻，竟于巍峨的招福寺里厉声质问杨国忠不劳国库却又运费饶足的转运开支从何而来，从而揭开了盛世华袍包裹之下的败絮其中，差点为此殒命。
李善德接到圣上赏赐免于一死时的喃喃自语，“这是谁的锦绣长安？”——不啻为历史之问、苍生之问。不过这种不惜一死、为民请命的处理手法未免有点刻意拔高人物，尽管这是创作者表现人物觉醒、赋予人物弧光的典型手段。最后当那一盘鲜红荔枝端上贵妃盛宴之时，镜头里只是一堆贡品中的其一而已，圣上说“国忠办的”，再次显示出隐藏其后的权力运作机制。
待至影片结尾安史之乱爆发后，大唐的庞大屋脊轰然倒塌，昔日繁华昌盛的长安城此时在李善德的闪回中业已陷入一片火海和刀光剑影之中，叛军铁蹄踏过哪有完卵，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当权者也在乱军之中仓皇出逃或灰飞烟灭，被发配岭南的李善德一家就在这历史的沧桑巨变中不无神奇和吊诡地获救了，正如电影《活着》中输尽家产的富贵在后来的时代洪流中还能苟活于世。但是李善德是清醒的，电影的处理手法比之原著也更加温婉一些，他此时只是默默地摘下鲜红的荔枝，吃了一脸，一地看起来血红血红的，似乎并不是留恋昔日长安种种光景，或庆幸乱世之中一家人还能安然守着荔枝园飘零岭南，而只是默默哀叹生灵涂炭。
除了李善德这一典型人物，《长安的荔枝》中的小人物群体，还有林邑奴、苏谅、阿僮等一众群像。除了苏谅的心机与盘算（事实证明高层根本是不屑的）因为权力的高傲最终落了空，也顺便造成了他的觉醒，加上有别于“商人重利轻别离”的一丝情义，岭南商人苏谅的总体形象大体是在变化之中不断获得圆满的，也为他后来的经商成功做了比较具有说服力的道德铺垫。
林邑奴也是不断觉醒的，从一出场被当做动物一样的鞭挞，到后来说出“我想跟你去长安”，没有九死一生，而是实实在在地赴死了，完成了从奴隶（或动物）到人的主体性的本质蜕变。只有阿僮始终是单纯或单向度的人，虽有反抗，但在影片中大多是一种符号性的存在——她的主要叙事功能止于方法或工具制造者。
这部电影对于小人物成就大事业的叙述模式的钟爱，符合大鹏之前《煎饼侠》《缝纫机乐队》《保你平安》等影片中主要人物的一贯设定，也是马伯庸历史文学创作影视改编中有关人民史观的一次成功实践。
当然影片在艺术处理上还有别的一些可圈可点之处。从岭南到长安、从南粤到关中，在荔枝转运过程中伴随人物的一路跋山涉水、长途迁徙，既勾画出了一幅宏阔的万里锦绣江山图，也在银幕上展示出当时社会充斥流民、饿殍、劫匪等千疮百孔之病态，并使得影片透露出某种古装“公路”片的奇异类型气质。在其跨度巨大的空间叙事上，岭南作为一种重要的地域与历史文化元素被深度挖掘和呈现出来，既是荔枝转运的起点（与长安作为叙事起点相对应），也是主要人物完成人生跨越与转型的物理承载，最终也是全片及人物的落脚点，还有影片中夹杂出现的峒人荔枝园、篝火舞蹈、江边木屋等岭南符号，都一再使岭南化为远离庙堂、获取自由的精神栖息之地。
另外，银幕顶端时而插入的硕大倒计时字幕不断提示着“距贵妃诞辰余……日”的关键时间信息，也彰显出影片叙事对于时间元素的特别强调，这些都共同建构了影片的独特美学内核。
文｜记者 宗俊伟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湾区影视产业学院教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湾区影视创研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