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胡广欣
图/钟振彬 宋金峪 蔡嘉鸿 实习生 周柏齐
在百度搜索栏输入“制片人”，第一条关联问题就是“制片人是干什么的”，第三条是“制片人与导演的区别”。
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制片人杨城用一个简单易懂的例子回答了以上两个问题：“如果说导演是建筑师，制片人就是房产项目的操盘手，从画图纸到卖房，整个过程都要参与。”
今年7月，杨城应山海计划的邀请来到广州，以导师身份参加首届山海训练营。杨城担任制片人的《大世界》《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艺术学院1994》等影片在影迷群体中口碑不俗，并多次入围主流的国际电影节。新闻学出身的他，亦长期进行电影文化报道和影评写作。他从多重视角看电影和电影产业，为山海训练营的青年导演们带来许多极具启发性的观点。
电影是艺术也是生意，是理想也是现实。作为制片人，杨城尤其明白平衡的重要性。他给青年导演的第一个建议，就是“跟电影建立一种健康的关系”——从电影中获得滋养，而不是消耗自己。
导演负责提需求，制片人负责权衡
羊城晚报：你本科学的是新闻，硕士阶段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让你下定决心以电影为职业的契机是什么？
杨城：这跟广州还有点关系。大二的时候，我看了曹斐和欧宁导演的纪录片《三元里》。这部影片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对电影的认知，是我去学电影的重要催化剂。以前觉得电影只是纯粹的娱乐，但它让我发现电影原来可以跟日常生活有如此强大的联系。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选择成为制片人，而且专注于艺术电影？
杨城：制片人的工作涉及面很广，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这正好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喜欢在不同的接触中拓展自己，获取更多人生体验。
做艺术电影算是水到渠成。一开始是因为喜欢看艺术电影，所以机缘巧合下就从这个领域开始了。电影的世界非常丰富，不同种类的电影各有乐趣，所以我未来也希望尝试更多类型。
羊城晚报：做艺术电影制片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杨城：最大的挑战往往也是最大的乐趣。做电影是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很多东西没法提前规划。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面对未知、解决问题，是我最享受的。
羊城晚报：你做过成本最低的影片是哪一部？
杨城：成本比较低的是我早期参与的《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李睿珺导演，改编自苏童的小说。但这肯定不是我见过成本最低的片子。这也是电影的魅力之一，有些人用非常少的钱，可能几万块就能拍出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同样也有人会用几个亿去完成一个庞大的制作，也可以很好看。
羊城晚报：这样听起来，影片成本跟导演的风格和工作习惯也息息相关。制片人对成本把控又起到怎样的作用？
杨城：不是所有导演都对预算有那么明确的概念。很多时候是导演提出他想要的效果，制片人负责来算账：到底用多少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是宁愿加钱也要保证效果，还是要保证不超支、哪怕效果打一点折扣？制片人需要作出取舍，找到一个平衡点。
创意是1，钱和人脉都是后面的0
羊城晚报：你跟刘健导演合作了《大世界》和《艺术学院1994》，跟李睿珺导演合作了《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和《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谈谈跟他们合作的感受？
杨城：刘健导演是非常成熟的创作者，他的创作态度非常稳定，合作起来非常顺畅。李睿珺导演跟我相当于一同成长，我也从他身上学到很多。
羊城晚报：制片人和导演的关系有点“相爱相杀”的感觉。你认为制片人最不喜欢怎样的导演？导演最不喜欢怎样的制片人？
杨城：制片人最不喜欢没才华的导演。有了才华，很多事就变得可以原谅了。导演最不喜欢搞不定钱的制片人（笑）。
羊城晚报：对一个电影项目来说，钱、创意、人脉，你认为哪个最重要？
杨城：创意。创意是1，钱、人脉都是后面的0。没有这个“1”，其他一切都没用。
羊城晚报：你觉得应该增设一个“最佳制片人”奖吗？
杨城：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奖通常是制片人上台领奖，因为制片人是整部电影的负责人。但我们这里目前基本还是导演中心制。不过，我认为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很可能渐渐演变为美国那种制片人中心制的体系。
羊城晚报：所以目前来说，你还是“导演背后的男人”。
杨城：没那么委屈（笑）。应该说“与导演同行”吧，我希望能跟导演成为最好的搭档。
还是有很多演员想演艺术电影的
羊城晚报：现在有更多知名演员会参演/参与艺术电影。比如你担任制片人的动画电影《艺术学院1994》，董子健、周冬雨、仁科、Papi酱、黄渤等名人参与配音。出于什么考量邀请他们？名人效应对艺术电影有效吗？
杨城：首先当然要看作品本身是否需要。《艺术学院1994》第一是需要非常好的台词能力，第二是要呈现一个时代群像，希望有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一起加入完成这部影片。
其次，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要让观众留意到一部电影的信息，成本其实非常高，名人的加入当然有利于电影的传播。
羊城晚报：如何在控制预算的同时，请到更有大众知名度的人参与艺术电影？
杨城：以《艺术学院1994》为例，我觉得沟通起来还是蛮简单的，因为他们本身就喜欢这个作品。只是他们都很忙，需要协调时间。我觉得所有有追求的演员其实都想演有深度的、立体的角色，而艺术电影在这方面是有优势的。据我所知，还是有很多演员想演艺术电影的。
羊城晚报：作为制片人，演员的名气会影响你的选择吗？
杨城：如果是一个作者电影或者艺术电影的项目，选择的权力一定要给到导演。因为演员很可能是他表达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如果是一个面向大众市场的商业电影，我觉得可以一起商量。当然，电影首先是一种创作。在合适的前提下，用什么样的演员可以让项目的效果最大化，这需要制片人来参与判断。
口碑营销是一场让大家受累的游戏
羊城晚报：艺术电影需要平衡影迷与大众的口味吗？
杨城：不需要，因为做不到。可以有一些权衡，但艺术表达本质上是无法计算的。我们只能先把作品做出来，然后再去想怎样传播给更多的观众。
羊城晚报：你认为分线发行是否能让艺术电影有更好的生存空间？
杨城：分线发行和分众发行都是很好的方向，让市场变得精细。只是这件事需要整个行业的进化。如果基础设施还没来得及建立，分线发行产生不了实际效果。我认为大家开始讨论是一件好事，但整个生态建设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羊城晚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阻碍是什么？
杨城：太多了。比如首先需要更长的档期，因为如果要做更精细化的市场运营，需要更多的是时间和空间。其次就是要更真实、更健康的评价体系。
羊城晚报：说到评价体系，你觉得豆瓣评分有价值吗？
杨城：坦率地说，价值越来越小。但现状就是还没有谁能把它替代掉。
羊城晚报：影视宣发越来越重视口碑营销，观众对各种评分和影评反而越来越不信任。作为影评人和制片人，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杨城：这个体系已经不再那么真实，大家不相信是正常的。“口碑营销”带着非常强的操作意味，就跟餐厅在大众点评上刷分一样。这可能是“内卷”时代的综合征，大家都受困于此，玩一套很累的游戏。我暂时还没想到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正因为我做过电影评论，所以很清楚评论的重要性。创作者非常希望看到更多专业的、真实的点评，哪怕是批评，但很难去苛求更好的评论生态。在众说纷纭的时代，我们就得接受它的副作用。
寄语山海计划青年导演 既要专业，也要职业
羊城晚报：本届山海计划的主题是“回到小镇”，作为制片人，你会期待看到怎样的片子？
杨城：我希望看到新鲜的表达，而不是过去乡土电影的那一套，因为小镇本身早已跟以前大不相同了。我期待不管是在故事层面还是风格层面，青年导演都能带来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羊城晚报：你对参加本次山海训练营的青年导演有什么印象？对于这些有志于投身电影行业的年轻人，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杨城：首先，很欣慰看见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愿意投身电影创作，而且他们看起来对自己这个选择有着清醒的认知；其次，在交流过程中，我感受到很多青年导演是很有潜力的，希望能看到他们一步步走得更好。
我们常说两个词，一是专业，二是职业。“专业”指把事情做好的能力，“职业”指工作态度。一名职业的导演不仅要有拍电影的能力，而且要理解和遵守行业规则，也就是尊重观众、尊重投资方，尽量高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关于山海计划
“向山海走去”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是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对海内外优秀华人青年导演进行挖掘、孵化、选拔和培养的大型人才扶持活动。活动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寻找影像创作领域的新锐力量，支持他们探索剧情、纪录、动画等不同类型的短片创作，突破和展开对未来华语影像文化的想象之路，也让世界通过影像重新发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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