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
图/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钟振彬 宋金峪 蔡嘉鸿 实习生 周柏齐
出生在粤西的导演杨平道，第一部短片拍了自己的家乡，拿下了平遥摄影节“最佳短片”奖。之后，他在创作中频频将镜头对准熟悉的小镇，留下了《家谱》《好友》《生命的河流》《鹅凰嶂逸事》等珍贵的南方影像记忆，作品深受国内外各大影展好评。
接受2024山海计划邀请，杨平道在7月中旬来到广州，成为首届山海训练营的导师之一。几天的相处后，青年导演们对这位略带广东口音的导师印象深刻——不光是因为他事先精读过每个人的剧本，还因为他总是不留情面地指出大家剧本中的问题。
“选择了这一行，就要做好被社会‘毒打’的准备。”杨平道自己也是被“毒打”过的，他主动提起在第七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其作品《浪漫的断章》被观众当众质疑，相关视频还被加上耸动标题放上网的经历。如今，这部曾引发巨大争议的影片已陆续被不少影迷正名，并在今年8月13日正式全国公映。
“做了这一行，所谓痛苦的标准就要提高一点儿。如果内心不够强大，那趁早别干了。”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过来人”杨平道对青年导演们的建议简单而直接：找准方向，然后想方设法把事做成。
我是传统广东人，也是半个理想主义者
羊城晚报：您走上电影之路其实算一个“意外”。当时您已经有工作了，但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而重回校园，然后又意外地学了电影。回头想想，算是冥冥之中选了一条最适合你的路吗？
杨平道：对，我确实这么觉得。我适合做电影，因为我很早就有文学梦，而文学和电影是相通的，比如你要怎么去讲一个故事。
羊城晚报：跟很多导演一样，您最初是通过短片出道的，第一部短片虽然是用DV拍的，但却在平遥摄影节拿了“最佳短片”大奖。如果有学员问您，“一炮而红”的秘诀是什么，您会怎么回答？
杨平道：“一炮而红”这件事，其实并不存在。所有能浮出水面被大家看到的人，背后都付出过巨大的努力。或许他们过去的积淀并不在电影，而在别的方面，但哪怕只是从生活中汲取灵感，那也是一种积淀。所以我会跟学员说，不要相信“一炮而红”，就算它存在，那基本上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羊城晚报：那您怎么看待天分？
杨平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长路径，只不过有的人走得快一点，有的人走得慢一点。所谓“流水不争先，争滔滔不绝”，如果你愿意做一个长期主义者，你就按自己的节奏走。
羊城晚报：您是广东人，觉得自己身上有没有一些广东人的共性？
杨平道：我算是一个挺传统的广东人，身上有很多广东人的特性，但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经常把自己定位成半个理想主义者：一方面我有点理想主义，保留了一点“痴心妄想”；但另一方面我也很务实，会用广东人那种灵活变通的方式把事情办成。
在我看来，事情成不成是最重要的。很多人会在开机的时候发朋友圈，但我只会在杀青的时候发。因为我总觉得，不到杀青那天，这事就没算成。
当了导演，就得把痛苦的标准提高一点
羊城晚报：您8月13日公映的电影《浪漫的断章》，曾获第7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最受欢迎影片”提名，但在平遥放映的时候出现了现象级的争议场面，有观众现场发言痛批这部作品。当时您心里是什么感受？
杨平道：这事大家可能看过网上的视频，我比较冷静地应对了。因为我很早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就算在电影节这类偏学术交流的场景，现在的观众也更多是以消费者的身份自居。面对那样一种批评，我其实没什么反击的空间。而且现在每个人都是传播者，所有的细节都会在网络传播中被无限放大。
羊城晚报：您会把这件事看成一种挫折或磨难吗？
杨平道：谈不上磨难，我觉得动不动就谈磨难挺矫情的。当你选择了电影，而且还选择了导演——这个行业里最难的工种，你就得把所谓痛苦的标准提得再高一点儿，不能动不动就觉得“哎呀，我太难受了”，要去找朋友倾诉一下，那样的人当不了导演。
我记得以前李安在某电影学院作讲座，结束前院长提出，今天来的都是学电影的学子，能不能讲几句鼓励他们的话。李安说：我不能讲，因为要从事这个行业，内心就要足够强大，如果还需要别人鼓励，那就趁早不要干了。
羊城晚报：平遥这件事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今后创作的时候，你会更多考虑如何处理作品跟观众的关系吗？
杨平道：我确实想过，是不是在今后的作品里少一点实验性，因为影迷群体跟真正的大众之间的鸿沟还是挺大的。
羊城晚报：会考虑转拍商业片吗？
杨平道：事实上我从来没拒绝过拍商业片，但真诚是我创作的底线。如果我对一个故事完全没有感觉，就会有点动力不足。我会想，为什么要折腾，难道是为了挣钱吗？要说挣钱，电影其实是一个性价比很低的行业。
羊城晚报：有人说，那么多参加影展的导演默默无闻，您却因为观众对影片争议太大而火了，这对其他导演公平吗？
杨平道：这我没有办法啊，就是时代选择了我嘛。如果说有人妒忌我，我可以把这个机会让给他，哈哈！
在《永安镇故事集》演戏，享受放松感
羊城晚报：在您的电影《裂流》和《急火攻心》（原名《不疯魔不成活》）里，您都是导演兼编剧兼第一男主角。喜欢当演员吗？
杨平道：演自己的电影，一来肯定是为了省钱。二来，当你拍文艺片的时候，因为作品的作者属性比较强，你难免会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加入一些自己的反省。比如你演一个猥琐的人，你对这种猥琐有没有认知，演出来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羊城晚报：很多观众是通过魏书钧的《永安镇故事集》认识您的，当时您在片中客串了一名纪录片导演，被评价“表演完全不着痕迹”。在其他导演的剧组里当演员，感觉怎么样？
杨平道：很享受。其实以前我去别的剧组探班，在片场就感受到了那种巨大的放松感——那是你熟悉的场所，但整件事跟你又没什么关系。
羊城晚报：当演员的经历，对当导演也有帮助吧？
杨平道：对，如果你总以导演的身份跟电影发生关联，会很累，因为那种对知识、体力等各方各面的消耗都是巨大的。但如果当演员，你依然参与其中，但又不用那么累，我觉得挺好玩的。
羊城晚报：您觉得当导演有前途，还是当演员有前途？
杨平道：前途什么的，我肯定不会这么功利地去想这个事情，更重要的还是你到底喜欢什么。当演员肯定比较轻松，特别是在那种各方面都比较完备的剧组。如果你已经熟读了剧本，其实除了演戏就没太多别的事干。相比起来，当导演要每天做无数的选择，其实是蛮痛苦的。
但我个人肯定还是想当导演。张艺谋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人生如果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很幸福了。所以，幸福就好。
先对电影祛魅，再决定要不要入这一行
羊城晚报：电影行业一直对年轻人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实际上这一行能成功的人很少。您觉得造成这种落差的原因是什么？
杨平道：我一直觉得，很多学电影的人是“误入歧途”。电影是一个聚光灯下的行业，所以你必须先经历一个祛魅的过程，才能对它有一个真正客观的判断。
祛魅之后，你最好再回答两个问题：值不值得做？有没有能力做？当这两个答案都是肯定的时候，你再来。
羊城晚报：如果您当导演的戏，资方要塞一个并不符合你心中设想的演员进剧组，您会怎么处理？
杨平道：塞演员这种事，这个行业不是很常见吗？很多导演会把电影看成是自己的，但就版权的归属来说它也是资方的。大家都觉得这是“我的”电影，那怎么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其实，导演在开拍之前就要想好，你到底是要拍一部自己可以完全掌控的电影，还是需要资本去帮你撬动更大的市场、抵达更多的观众？如果想要的是后者，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想好怎么去跟资方沟通，最终又能妥协到第几步。
羊城晚报：听说您曾经只花700元就拍成了一部长片。对新人导演来说，控制成本的能力是不是很重要？
杨平道：这是当然的。很多人觉得我很会省钱，这其实是一个误区。所谓控制成本，不是说你在剧本已经很完备的情况下，在执行层面去省下很多钱，其实最省钱的就是剧本阶段，在于你到底要怎么写这个故事。
寄语山海计划青年导演
别把小镇拍成记忆里的乌托邦
羊城晚报：2024年山海计划的主题是“回到小镇”。如果让您来拍，您会怎么拍？
杨平道：我有挺多东西可拍的，因为我太熟悉小镇了。这跟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在农村出生，去镇上读了小学，中学之后去了市区，最后又到广州和北京读书。现在虽然平时漂泊在外，但因为父亲不在了，而我又是家里长子，所以每逢一些重要的日子我都要回老家，承担一些传统上的责任……这样的经历，让我对小镇有一种“既在里又在外”的视角。
羊城晚报：对于山海计划青年导演们的项目，您能否给三个创作上的建议？
杨平道：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找到小镇的当下性。别总把小镇当成你记忆里的乌托邦，好像回到小镇就是回到过去。我觉得这对在小镇里生活的人是不太公平的，因为你没有展现他们真实的当下生活。
第二个建议是技术层面的。如果你满腹理论，但缺乏把理论变成实践的能力，你拍的东西可能会很糟糕。所以，对小镇不够熟悉的情况下，要警惕作品里出现太多的概念和意象。
第三个建议是从电影工业角度出发。想清楚这个短片拍完之后，你要达到什么效果，最终想去到什么地方。不要为了去电影节而拍电影，因为电影节最讨厌那样的电影。电影节的定位通常是呈现电影最新的美学趋势和成果。所以，对于青年导演来说，最重要的是能不能找到新东西。当然，你也可以走另一条路，拍商业类型片。中国很缺类型片导演，如果你的短片表现成熟的话，或许能说服一些公司和你一起冒险。
关于山海计划
“向山海走去”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是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对海内外优秀华人青年导演进行挖掘、孵化、选拔和培养的大型人才扶持活动。活动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寻找影像创作领域的新锐力量，支持他们探索剧情、纪录、动画等不同类型的短片创作，突破和展开对未来华语影像文化的想象之路，也让世界通过影像重新发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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