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君豪：电影之妙，在于“字里行间”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丽
“我经常说，演一个角色，要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坪石先生》这部电影，无论是那段历史还是片中人物，都深深感动了我。”1月18日，电影《坪石先生》在广东韶关乐昌坪石老街开机，领衔主演谢君豪在开机仪式上说。
“中华粤北讲台开，战地春风桃李栽。”1938年，日军进入广州城内，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培正中学、培道中学等学校被迫迁移，在粤北坪石的数年成为抗战时期岭南教育者们救亡图存的重要篇章。
谢君豪扮演的黄际遇教授，正是那段历史中不可不提的传奇人物。作为当时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主任，黄际遇擅数学，精骈文，同时还是书法、棋艺、足球、剑道高手，被老舍形容为“博学鸿才真奇士，高风亮节一完人”。在坪石，他与卫梓松、杜定友、冼玉清等一众坪石先生坚持到最后一刻，令岭南文脉在烽火中得以延续。可当光明最终到来，黄际遇教授却在与师生们乘舟同返中大的途中不幸落水……
《坪石先生》导演甘小二说，他筹备该片多年，心中属意的黄际遇扮演者一直是谢君豪：“能演好那样的知识分子，同时又会说粤语，我一下就想到了他。”待剧本准备好后，甘小二在去年8月联系了谢君豪，不到一周的时间后者就回复：“不用找别人了，这个角色我来演。”
岭南文人，遇事能挺身而出
羊城晚报：您以前了解过黄际遇教授的故事吗？
谢君豪：说实话，我之前完全不了解。但我看完导演给我的剧本之后特别感动，后来导演又给了我很多关于黄际遇的资料，我自己也在网上找来看，发现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黄际遇是一位名士，本人也非常有魅力和感染力。
羊城晚报：在故事的发生地拍摄，对您塑造人物帮助大吗？
谢君豪：绝对有帮助。我以前没来过坪石，这次来到这里，我会想象当年这群坪石先生在这里是怎么生活的。实感的体验，对一个演员的工作来说很重要。如果总在大棚里拍摄，很难体会到那种生活的氛围。
羊城晚报：今天演员们穿着戏服来参加开机仪式，已经很有氛围感了。您这件长衫前面有两个兜，似乎是个特别的设计？
谢君豪：这个其实是黄际遇教授当年的设计。一边的口袋放钢笔，红蓝各一支；另一边的口袋则放粉笔，你看衣服上还蹭到了一点粉笔灰。
羊城晚报：如果用三个词来形容黄际遇教授，您会用哪三个词？
谢君豪：学者，父亲，人。作为学者，他在战乱年代保全文化，保护学生，非常伟大。作为父亲，他并不高高在上，他也会唠唠叨叨，会为女儿的婚事烦恼，为儿子的安危担忧。因为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正常的、接地气的、很有人性的人。
羊城晚报：您觉得黄际遇教授身上有什么岭南文人特有的属性吗？
谢君豪：他平时很风趣，很幽默，很有智慧。他不喜欢说大道理，但他会用具体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理念。
其实不光是黄际遇教授，坪石先生们普遍都有一种岭南文人的风度。具体来说，就是平时没什么大事的时候，他们的状态都比较松弛，说话也比较随意；但一旦需要他们站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我自己也是岭南人，所以对岭南人的这种性格，我还是挺有感受的。
岭南故事，说粤语才有味道
羊城晚报：这次用粤语拍戏，感觉如何？
谢君豪：挺好。这样一个岭南的故事，说普通话总觉得缺点味道，对吧？
羊城晚报：但剧本应该不是粤语写的。
谢君豪：对，导演写的是普通话的本子，但我会把台词稍微转换一下。有时一句普通话变成粤语之后，它连语法都是不一样的。
每次转换台词之后，我会说给导演听一下。如果他说可以，那就定下来。
羊城晚报：所以，在台词上，您也进行了二次创作。
谢君豪：导演很相信我，给我很大的创作自由。一些重要的戏，他会主动来跟我聊，看看我到底想怎么演。我很喜欢这种大家互相交流、共同构想的创作氛围。
羊城晚报：黄际遇教授出生在潮州，会在台词中加入一点潮汕话吗？
谢君豪：会，我会去学习潮州人平时怎样称呼身边的人。比如在片中称呼一些年轻人的时候，我会用“阿弟”这个词。
这个人物在细节上还保留了一些潮州人的习惯，比如他爱喝茶、爱吃鹅。他还养了一只狮头鹅，本来打算在他女儿结婚的时候杀来吃。有一场戏是我一边喂鹅一边演的，很生活化。
羊城晚报：您有没有为黄际遇教授设计一些小动作？
谢君豪：对这个人物，我的设想是尽量不要有小动作。作为一名教师，尽管没那么严肃，但他总体上是很有大家风范的。
羊城晚报：黄际遇教授是个在学识和技能上都很厉害的人，可谓真正的文武双全。片中会展现他各方面的才能吗？
谢君豪：会，比如写书法。正好导演也是书法家，那书法指导就由他来当了。我是不太懂书法的，导演就会教我如何运笔。戏里头，黄际遇还会舞剑。演这个角色，我觉得很过瘾。
演过很多角色，每个都很难
羊城晚报：您过去演过很多角色，也得奖无数。这次的《坪石先生》对您来说还有难度吗？
谢君豪：虽然我演过很多角色，但是我觉得每一个角色都很难。
羊城晚报：您觉得演黄际遇教授最难的是什么？
谢君豪：最难的是他是一个很有内涵的人，比我有深度得多。所以除了努力看资料来丰富自己，我演这个人物的时候必须抓住重点，那就是他的所信所想。
电影里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他们的转移到底算不算逃跑。在黄际遇教授看来，这绝对不算一种逃跑，因为他心里一直有个深信不疑的信念，那就是战争一定会结束。他认为，当和平到来的时候，那就是知识分子们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所以，他会对学生说，你们要留下来，因为你们的大脑是非常宝贵的。
羊城晚报：片中是否有年轻人对他的理念表示不理解？
谢君豪：有，比如他的儿子。他不理解黄际遇为什么跟他的学生说一定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而不是鼓励他们冲上前线。他就跟儿子解释，他觉得在抗战中大家应该分工合作，保全中华民族的文脉也是很重要的事。
这场戏正好是昨晚拍的，我当时加了一个小细节——父子俩争论完之后，儿子还是不理解地走了，这时候黄际遇本来很挺拔的身影一下子就矮了下去。就是一瞬间，他好像老了很多。其实我就是想用这个细节，来表露一点这个角色内心藏着的伤感和脆弱。
羊城晚报：人物的立体可能就表现在类似的小细节里。
谢君豪：我一直觉得拍电影就是“字里行间”的事。它不一定都要靠大情节，反而是一些很细小的东西，能把人打动。
教人演戏，其实也是教自己
羊城晚报：您平时会教一些后辈如何演戏。在教育者这个身份上，您跟黄际遇教授是否有共鸣？
谢君豪：我只是教表演的人，黄际遇教授可比我“高级”太多了。
我一直觉得，教人其实就是教自己。比如，我不是专业教书的，所以不懂什么课程设计，我需要多看参考书，然后结合自己的经验，把最基本的一套东西总结出来，不然我怕教漏。这个过程是我自己先学习的过程，也算是一种温故知新。
另外，我是一名演员，而演员很容易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当成第一位。但在教学时，我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依照每个学生的特点去教。这个过程能让我自己往后“退”一步，懂得平衡自己和外界的关系。
羊城晚报：您生活中算是一名幽默的老师吗？
谢君豪：我觉得自己还挺风趣的，但不知道我的学生觉得我风不风趣。
羊城晚报：黄际遇教授这个角色，能给您一些什么新启发？
谢君豪：黄际遇教授对天文、数学、骈文都精通，他的成就是我遥不可及的。在我看来，他是一眼看着大地，一眼仰望星空。在琢磨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霍金传》。那部电影给我的感觉也是如此，霍金的眼睛在寻找宇宙。
我很想在电影里表现出这一点。这也是我过去饰演的角色很少有的一种特质。
作品感动人，要先感动自己
羊城晚报：您现在接戏的标准是什么？
谢君豪：第一标准肯定是让我有感觉。如果我对这个角色不动心，那观众更动不了心。
羊城晚报：那你容易动心吗？
谢君豪：容易。其实很多时候，你一旦接了一部戏，你就要想方设法让自己动心。作为演员，肯定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羊城晚报：导演曾说，教育主题的电影难拍，文人主题的电影也难拍。对于《坪石先生》未来的票房，你怎么看？
谢君豪：说实话，我不会想那么多，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我能控制的。我能控制的只是我对角色有没有感觉、我和导演有没有火花、我对团队有没有信任感。票房从来不是一条公式，如果有公式，那电影人早就发达了。
但我相信这个剧组的努力。比如导演，他是一个艺术家，而且他是一个心态开放的人，能吸收很多人的长处。
我很幸运能有这次机会。我一直深信，作品要感动别人，首先要感动自己，而我已经被感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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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石先生：战地春风桃李栽
1938年抗日战争期间，广州沦陷，中山大学等学校被迫迁移，大批师生从广州到云南澄江再到粤北坪石，一波三折，在战火中坚持办学，最终胜利重返广州。
坪石办学四年多，是抗战时期岭南教育工作者坚持救亡图存、教书育人的重要篇章。电影《坪石先生》以抗战烽火中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为背景，讲述中山大学黄际遇、卫梓松、杜定友等教育大家在坪石坚持办学、从容治学，令岭南文脉在烽火中得以延续的传奇故事。
作为一部本土创作电影，《坪石先生》汇集了众多广东一线电影人，还吸引了来自香港以及北京、江浙等地的近80位演员参演。影片将再现1944年11月11日中山大学20周年校庆日的场景，并将以1比1的比例还原20世纪40年代中大校舍建筑群。影片预计于今年11月中山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献映。
“‘坪石先生’并非是某一个人，而是群像。”《坪石先生》导演甘小二介绍说，“这些教育家虽未奔赴战场，却个个都是教育界的民族英雄。‘坪石先生’是一个传奇，他们的故事给了我们很多精神力量。希望我们的电影也能够拍出这种精神力量，从而激励更多人。”
“坪石先生”黄际遇
黄际遇1885年出生于澄海，著名数学家、教育家。他学贯中西，兼长文理且书法、楹联、棋弈无不精通。他执教南北大学数十年，桃李满天下。他在日本留学时曾翻译《几何学》，此后又继续引进西方数学，译著包括《续初等代数学》《微积分》《群底下之微分方程式》《近世代数》等。除数理外，他曾在中大文学院开《历代骈文》等课程，著有《班书学说》《潮州八声误读表》等书。其现存的40多部日记，均用毛笔书写，内容包括数学、文学、历史、书信、对联、诗文、棋谱、音韵、训诂等多种研究心得。
1926年，中山大学原数学系扩大为数学天文系，并积极筹建全国大学的第一座天文台。黄际遇回到广东，任理学院数学教授。1936年，黄际遇再次回到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教授，分别给理学院、工学院、文学院三院学生授课。
1940年9月，中山大学由澄江迁往粤北坪石，再次请黄际遇回中山大学任教。他担任数学天文系主任兼校长室秘书，同时还为中文系高年级学生讲授骈文等课。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分散各地办学的中山大学师生，陆续返回广州校址。黄际遇一行80余人，赁大木船一艘从粤北的北江乘船返校。途中，黄际遇失足坠于江中，终年60岁。
“坪石先生”卫梓松
卫梓松，广东台山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土木工学系1916届，曾任中山大学建筑系主任。
卫梓松著有《实用测绘法》，蔡元培作序。
1945年中山大学为避日寇来犯紧急转移，卫梓松为敌所围，在敌利诱下宁死不屈，最终自杀殉难。
“坪石先生”杜定友
杜定友出生于上海，祖籍广东省南海西樵镇大果村。1917年，杜定友就读的南洋公学准备兴建图书馆，校长决定派品学兼优的杜定友赴菲律宾大学学习图书馆学，以备日后之用。南洋公学往年派遣留学生均为大学毕业生，选派中学生留学，杜定友属首例。
杜定友在菲律宾大学的毕业论文是《中国书籍与图书馆》。受英文目录编制法的启发，他开始研究汉字排检方法。留学三年间，他共获得文学、图书馆学、教育学三个学士学位和中学教师资格证书。回国后，杜定友成为当时新成立的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的校长。除在学校设置图书馆管理科、开设相关课程外，他还奉命改组文德路的省立图书馆。1936年，杜定友在中山大学主持图书馆事务并任教授，更为中大新图书馆进行设计。
抗日战争爆发，广州沦陷前夕，杜定友指挥图书馆员工将中山大学贵重图书装箱。木箱不够，便把书架、桌子、黑板等改做木箱，最后装成299箱共5万余册书籍。之后，杜定友押运书籍，随中大迁徙，途中设计了能“装书即走”的木箱，人称“图书馆木箱化”。
杜定友是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和近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之一。作为“坪石先生”之一，他为岭南文脉的保存作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