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长成了珍贵的普通人

来源:金羊网 作者:龚卫锋 发表时间:2022-04-08 09:55
金羊网  作者:龚卫锋  2022-04-08
这是一次对不同家庭背景、性格迥异的三位主人公的青春记录。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龚卫锋

2012年,一个纪录片摄制组进入北京十一学校,拍摄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这所高中实行大学常见的“走班选课制”,学生自主选择导师,老师的办公室搬进教室,学校设置了能让老师及学生畅所欲言的讨论式课堂,还设立了一个名为“学生内阁”的学生组织……

十年后,2022年2月底至3月,正片共4集、每集35分钟的纪录片《真实生长》在腾讯视频播出。在看片会上,长大后的纪录片主人公周子其、陈楚乔、李文婷坐在台下。导演张琳说:“他们一开始看到镜头里十年前的自己,会羞涩地捂住脸,然后释然,跟着镜头里那个稚嫩的自己笑出声……”

张琳最初接触这个项目是在2014年10月,彼时,三个主人公刚升上高三,片名还叫《教育突围》。在张琳接触片子的八年间,片子同样经历了“真实生长”,从只记录一所中学的教育改革事件,到关注这场改革中真实的“人”。这一变化,也关乎中国教育近年走过的“荆棘之路”,而《真实生长》的播出契机则与最近一年全国推行的“双减”政策有关。

导演张琳

近日,张琳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影像三位主人公的青春记录

作为腾讯视频纪录片在2022年推出的首部“人间真实”系列作品,由腾讯视频、西米视觉、环球瑞都联合出品的《真实生长》历时十年,以长线跟踪的拍摄手法记录了三位95后少年真实生动的成长历程,努力探寻驱动他们人生前进的力量,发现青春的更多可能性。

纪录片《真实生长》的第一个叙事段落是新生军训。一个晚上,历史教师李亮在新生讲座中介绍了他对自由的理解,以及学校的游戏规则。下课后,新生周子其当即找到李亮,与之展开辩论:“您认为在军训中,不让460个同学擦汗,是不是违背了我们的公共意志?如果军训的道理和人性相违背,我是遵从人性还是道理?”李亮回应:“勇于吃苦,勇于挑战困难也是人性。不是说,任何条件下,我们都必须趋利避苦。为了更广泛的人性,我们可能就不去趋利了。你不擦汗,锻炼了你坚守规则的意志。‘有汗不要擦’是一种模拟的教育环境,来拓展个人意志。”

几天后,时任北京十一学校校长的李希贵收到了周子其论证“军训改革必要性和改革方向”的万言书。再之后,十一学校初中部军训取消,高中部军训减少两天。周子其的另一封“上书”则关于学生恋爱。周子其是个戴眼镜的男生,爱挑刺的非典型学霸,喜欢历史,这部纪录片的三个主人公之一。

另外两个主人公是女生:陈楚乔爱好文艺,计划出国留学,一边准备SAT考试,一边筹拍电影《极度恐慌》;李文婷来自山西,是个一心向学但颇有主意的乖乖女,服从规则,对“学生内阁”这类组织并不感冒。

高中三年间,他们过得如何?毕业七年间,他们又有哪些变与不变……这是一次对不同家庭背景、性格迥异的三位主人公的青春记录。他们一步步通过独立思考与判断,摆脱原生家庭的束缚,平衡理想与现实,找到并实现自我价值。

李文婷

导演阐述

“这是三个孩子寻找内驱力的故事”

羊城晚报:这部纪录片是如何起源的?

张琳: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发布。2011年,北京十一学校被确定为国家办学体制和高中特色发展改革试点。学校从2011年开始在部分班级实行走班选课,到了2012年,整个新生年级开展这次改革。一群教育线记者看到这所学校的改变后很震惊,发觉做一条新闻或电视专题报道,涵盖面太窄,便凭着热情和直觉通过纪录片来记录和观察这一社会变化。

羊城晚报:你们为什么会放弃《教育突围》这个最初的名字?

张琳:这场改革的确是一场教育突围战,但我们做完5集片子后,很快意识到作为独立拍摄的第三方,无任何立场评判这次改革的成功或失败。2016年,走班选课制与导师制,已在北京市的试点学校逐渐推广开来,如果依然聚焦事件本身,会减弱片子的价值与时效。项目被暂时搁置,团队也散了。不过,哪怕只剩我和发起人,我们依然保持同三个孩子的联系与拍摄。此时,我的身份也转变成导演,开始寻找有价值的主题重新串联素材。

羊城晚报:什么时候想到要调整主题方向了?

张琳:我带着纪录片去了釜山、广州等地的业界活动。我经常需要用20字描述该片的重点,当时的表达是“在一所中国顶尖的中学里,看到了理想的教育与社会之间的鸿沟”。在广州纪录片节上,周浩导演挑中该项目,随后,腾讯视频也愿意作为投资方和播出方,项目终于回到正轨。

羊城晚报:所以,你的20字描述也发生了变化?

张琳:是的。我们决定将表达方向落在三个主人公的成长故事上,那句话变成了“这是三个孩子寻找内驱力的故事”。“鸿沟”还在,但不再是整个故事的重点,它藏进了人物故事里。

“只有根系非常发达,才能不断向上生长”

羊城晚报:你还记得第一次进十一学校的场景吗?

张琳:第一次进学校是和老师联络拍摄的事。我印象深刻的倒是周子其和他的三个死党毕业后回学校,再和李亮老师沟通、辩论的场景。学生的确长大了,李亮还要不断面对下一批孩子,并试图把不一样的理念传授给学生。他们已经能看到第一批以这样的模式走出来的学生的所思所想、人生轨迹。

羊城晚报:你们当时拍摄时会有类似剧本大纲的本子吗?

张琳:没有。纪录片导演要在拍摄现场隐藏自己,不让拍摄对象感受到他被拍摄,但不排除有些“人来疯”的孩子。导演会在每天拍摄前,告诉摄影师重点关注的方面,摄影师会在现场做分镜头脚本。我们在剪辑时厘清故事梗概,再进行一次分镜和组接。

羊城晚报:你们拍了近1000小时的素材,最后剪到只剩两个多小时,不可惜吗?

张琳:的确有很多观众反映,希望我们把拍摄的素材都放出来,但对于纪录片制作而言,拍摄本身只是过程,不是目的。很可能,讲故事的目的会在非常晚的时刻才能浮现。这同导演对拍摄对象的理解角度有关。1000小时的素材,换一个主题去剪辑,会是完全不同的片子。

羊城晚报:所以,你还会用这些素材剪一部新片吗?

张琳:有这样的规划,但要看出品方的整体安排。因为目前这4集播出后,大家明显对这所学校发生的事和这三个孩子非常感兴趣。

羊城晚报:你想通过《真实生长》这个片名表达什么?

张琳:他们就像植物一样,只有根系非常发达,才能不断向上“生长”。在这个关于教育的故事里,我们去探寻激发每个人的内驱力,以及激发他们真正不断向上生长的根基。同时,他们在高中发现自己是谁,遵循自己的规律生长,这种成长更接近于“真实”的定义。在学校,每个人的本性被看到,而且得到了回应。他们的部分特质在这里得到激发和生长。

羊城晚报:怎么想到让周深来唱片尾曲?

张琳:寻找片尾曲的那段时间,我正好在系统听周深的歌曲,听到这首《白墙》时,发现它从内容到曲风都很合适,那句“漫长路如何独自前往”就是三个孩子如何寻找内驱力去度过以后人生的故事。观众对片头、片尾曲的理解往往是循序渐进的,昨天还有观众跟我讲,他看到第三集时,意识到了主题曲与故事的联系。

“‘把孩子当人看’一定是好的理念”

羊城晚报:到这个学校之前,你的困惑是什么?现在找到答案了吗?

张琳:这样的教育模式我不在乎它能不能推广,但在乎好的教育理念如何推广到学校、家庭和社会更多地方。

羊城晚报:你指的是哪些理念?

张琳:比如,“把孩子当人看”。这句话可能很奇怪,但在各式教育中,很多时候我们会以某种功利目的来评判你接受教育的成果,这个过程会忽略孩子的个性。问题来了!相比较让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考上清华、北大重要,还是尊重个性的教育重要,这种讨论非常复杂。但是,“把孩子当人看”一定是好的理念。

羊城晚报:在尊重个性方面,你还有哪些观察?

张琳:片中呈现了很多学生、老师、校方之间辩论的场景,这种气氛非常宝贵。当时,关于学校的教育改革,大家有冲突,但可以商量、探讨。老师之间,老师、学生之间,甚至学生内部,有足够容纳讨论和争议的空间。这一点,哪怕脱离这个故事,甚至脱离教育本身,也依然宝贵。

羊城晚报:这个学校的小班课堂对于中学教育而言,是不是有些理想化?

张琳:片子会有一点点误导。我们很自然地从创作角度出发,没有呈现学生上必修课等普通中学能看到的场景,的确造成了一些误解——这是私立学校吗?这些孩子以后都出国吗?他们都是富二代吗?所有课都是8人小课堂吗?……显然不是的,片子呈现的只是冰山一角。

陈楚乔

“没有太多人的青春被这样仔细记录过”

羊城晚报:你们是如何选出这三个主人公的?

张琳:我们摄制组驻扎在学校,最初进学校的两三个月时间,我们天天跟孩子对谈,拍摄社团活动、“学生内阁”等显而易见的事。当时,我们确定要拍完全不同的孩子,想看看全新的理念和环境如何影响他们。我们最早定下周子其,就是因为第一集的第一场戏,他和李亮讨论军训与自由意志的关系。他太能折腾,口才又好,明显是一个在学校如鱼得水的孩子。第二确定的是李文婷,当时学校里大多数是北京的孩子,他们对采访不陌生,但我们在人群中能一眼看到文婷的羞涩和怯懦,反差感很强。最晚确定的是陈楚乔,在我们不断的对谈中,陈楚乔的表达冷静、精准、真挚,几乎是赤裸地去谈论她是谁、她的困难和弱点,非常难得。

羊城晚报:听说你们做了看片会,这三个孩子当时在现场有什么反应?

张琳:他们的反应特别逗。我很清楚哪个孩子会在哪场戏出场,所以,播到那场戏时,我就去看他们的反应,发现每个人在自己的首次出场时都在捂脸,有些不好意思。我很欣慰的是,虽然他们忘了很多当年事,但没有觉得那不是自己。他们也感到幸运,因为没有太多人的青春被这样仔细记录过。

羊城晚报:恐怕他们对一些事情的见解也发生了变化吧?

张琳:是的。无论是对自己当时做的事,还是他人对自己的反馈,大家都能一笑而过。那次看片会气氛很好,当片子播到15岁的李文婷说“学生内阁”干的事情没什么意义时,全场哄堂大笑。其实,我们在后来跟拍的过程中,对他们人生每个阶段的变化都有捕捉,能反馈到我的,多是一些不变的事。

羊城晚报:哪些不变的事?

张琳:他们觉得起码在高中这三年的生活中,都实现了自我启蒙,开始了解我是谁,我想以怎样的方式度过我的人生。这种启蒙一直伴随他们进入大学、步入社会。他们告诉我,高中教会了自己如何作选择,所以,他们之后面对选择和下决定的时候,不会太纠结、患得患失。这种启蒙像一粒心中的火种,帮助他们度过之后的岁月。

羊城晚报:你这八年一直保持和他们的联系吗?

张琳:是的。同他们个人化的联系,也让我的人生有了获得感。我高中时,就是像李文婷一样的女孩,把高考作为那三年中最重要的目标,从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她现在进了银行系统;我和周子其的教育背景相似,我是清华毕业的,他考上了北大,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话题,他现在在做留学咨询相关的事情;陈楚乔很快就成了我的同行,交集很多。从他们大三开始,我就不把他们当孩子看了,我们之间现在是朋友间的交流。

“赢在起跑线,不如保有内驱力”

羊城晚报:跟着这场教育改革走过八年,你对于片中学生“赢在起跑线”这类说法,有怎样的理解?

张琳:观众能明显看到像周子其这样非常有才华和潜力的孩子,读到高三时就已经想“躺平”了。他们的确赢在了起跑线,但可能跑不动了。有些孩子没有赢在起跑线,按照正常轨迹成长,但由于一直有内驱力,只要给他一点机会,他就能百米冲刺,这不更好吗?

羊城晚报:当周子其高三出现躺平心态的时候,就你的观察,他之后是如何寻找内生动力的呢?

张琳:他的动力也没有消失过,就是对于历史的热情。但他受到了一些压力,父母是为他大学付账单的人,他没有抗争的动力。他是一个有人性弱点的普通人,在每个阶段都努力修正自己的位置,继续平衡目标和现实困难,比如,如何赚钱、找女朋友、达到父母的期望。

羊城晚报:这个过程应该挺痛苦的,因为要不断地修正自己?

张琳:是的。作为创作者,我曾对周子其有偏见,某个阶段,觉得他浪费了一身武艺,未能继续追寻梦想。但是,随着我自身成长,逐渐理解了他遇到的难题。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能否快速实现理想,而是不要失掉内驱力。我记得在他大学的最后一次采访时,他给自己新的修正道路是说要先去工作赚钱,40岁“退休”,找个地方教历史。

羊城晚报:他在很努力地寻找折中的路。

张琳:他不会因为暂时找不到路而过分痛苦,这是一种进步和成长。他高考“考砸了”,分数不够父母期望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就上了北大历史系。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关注现实的理念和北大的历史治学有冲突,同时,周围更为厉害的同学也给他造成了挫败感。他在大二时修正了道路,修了经济学的双学位,客观造成他在大学过得非常累。之后,他接着寻找折中道路,读了芝加哥大学的公共政策专业,用数学模型去解决现实问题,找到了这个阶段的最优解。但没想到,这两年遇到了疫情。所以,他的抱负可能还会经历一段过渡时期。

羊城晚报:“十一”模式有没有向全国高中推行的可能性?

张琳:它存在于全国的高中,不少试点中学推行了走班选课制度,只不过没有大张旗鼓,也不够普及。它的确跟学校有没有资源去支撑这类教育模式也有关系。

周子其

“三个主人公的故事还会继续”

羊城晚报:你希望这部纪录片的受众是谁?

张琳:第一批受众一定是家长。其次,我特别希望正在经历青春期的下一代年轻人来看这部片子。故事中,主人公的成长环境、所思所想、鲜活面貌,是我很难在其他媒介作品中看到的。

羊城晚报:片子播出后,哪些反馈让你印象深刻?

张琳:由于我们把故事落到了人身上,以至于主人公当年面临和思考的问题会引发一代代人去持续思考,唤起观众对校园青春的共鸣。如果说,《真实生长》是一部青春剧,我也不反驳,里面的确有非常好的青春故事,且比市面上多数青春剧更真实、鲜活,关于人在狂妄和惆怅之间的青春中,如何找到自己。

羊城晚报:你觉得他们找到自己了吗?

张琳:他们找到了自己,但并不意味着这样就万事大吉。虽然,他们在高中时代,能够清醒挖掘“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的意识,比如陈楚乔已非常明确视创作为一生的事业,但并不意味其今后的人生会非常光辉。三位主人公都长成了珍贵的普通人,在走向大学、社会的过程中,会不断遇到挫折、修正自己。

羊城晚报:很多观众看完这部片子,想到了经典纪录片《人生七年》,你们还会接着记录这三个主人公的故事吗?

张琳:一定会。我们也不排除在该项目之外,制作其他影片。我们现在依然跟拍他们。下次能够跟观众见面的故事,一定拥有完整的表达,是值得被提出的问题、被讲述的故事,而不会按照工作、结婚这类人生节点来建构主题。

编辑:爆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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